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成立之初，就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如汉译名著在解放前就已经享誉学界了。
改革开放以来，商务印书馆在对外合作中始终坚持强强联合，引进精品图书的原则。
80年代初，商务就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精选英汉汉英词典》，现在这一词典已成为畅销书了。当时我国还未参加《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但商务已经注意到知识产权问题了。就这本词典，英方希望获得一定的回报，于是商务采取了向英方提供一些书芯的办法，供英方加上封皮在海外发行，作为一种补偿。虽然当时不能以外汇支付给对方，但牛津表示满意。此后，商务印书馆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又成功地引进了《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这一词典的出版，在一定时期内填补了国内同类词典的空白。出版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发行量逐年上升。
通过真诚的、互利的合作，合作伙伴之间也建立了良好的信任的合作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高阶词典》的第三版、第四版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牛津高阶词典》配套的《牛津初阶词典》也已由商务出版，《牛津中阶词典》也即将面世。后来商务与朗文出版公司成功地合作出版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与美国蓝登出版社、日本的小学馆、法国的拉鲁斯、德国的贝塔斯曼、朗根舍特出版社等之间的合作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强强联合，同著名出版社合作还可以从中学到国外著名出版社的运作经验和工作方法。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国外出版机构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不仅编辑部的同志，从事版权工作的同志也得到了很大锻炼，吸收了国外出版机构版权贸易的经验，深入了解了版权贸易的重要性及版权贸易的方法。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很早（在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前）就已经开始用国际惯例进行版权贸易了。
引进精品图书是商务印书馆版权贸易中坚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则，这也是商务精品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务一直以出版高品位的学术著作享誉学界。为学术界提供高品位的精典、权威图书，是商务为自己确定的回报社会的责任。很多学术水平很高的图书，曲高和寡，虽然经济上亏本，但对于学术界有研究参考价值，商务就引进出版。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莫里斯的《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读者面很小，但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派的代表作，商务仍引进了该书的版权。这种服务学界的做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向海外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汉语语言知识，介绍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水平方面，商务也积极认真地开展工作。《现代汉语词典》这部精典词书已经在韩国、日本、新加坡出版；《新华字典》有香港、日本版；《实用汉语课本》也出版了日本版。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写的《应用汉语词典》刚刚面世，就已经与新加坡怡学出版社洽谈了新加坡版的出版项目，日本、台湾地区等出版机构也纷纷前来洽谈版权。这些重要汉语语言工具书海外版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海外汉语教学和学习，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一些学术著作在海外出版，对介绍我国当今的学术研究水平有一定的意义。如《汉语儿音韵史》、《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等。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成立之初，就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如汉译名著在解放前就已经享誉学界了。
改革开放以来，商务印书馆在对外合作中始终坚持强强联合，引进精品图书的原则。
80年代初，商务就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精选英汉汉英词典》，现在这一词典已成为畅销书了。当时我国还未参加《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但商务已经注意到知识产权问题了。就这本词典，英方希望获得一定的回报，于是商务采取了向英方提供一些书芯的办法，供英方加上封皮在海外发行，作为一种补偿。虽然当时不能以外汇支付给对方，但牛津表示满意。此后，商务印书馆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又成功地引进了《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这一词典的出版，在一定时期内填补了国内同类词典的空白。出版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发行量逐年上升。
通过真诚的、互利的合作，合作伙伴之间也建立了良好的信任的合作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高阶词典》的第三版、第四版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牛津高阶词典》配套的《牛津初阶词典》也已由商务出版，《牛津中阶词典》也即将面世。后来商务与朗文出版公司成功地合作出版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与美国蓝登出版社、日本的小学馆、法国的拉鲁斯、德国的贝塔斯曼、朗根舍特出版社等之间的合作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强强联合，同著名出版社合作还可以从中学到国外著名出版社的运作经验和工作方法。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国外出版机构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不仅编辑部的同志，从事版权工作的同志也得到了很大锻炼，吸收了国外出版机构版权贸易的经验，深入了解了版权贸易的重要性及版权贸易的方法。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很早（在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前）就已经开始用国际惯例进行版权贸易了。
引进精品图书是商务印书馆版权贸易中坚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则，这也是商务精品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务一直以出版高品位的学术著作享誉学界。为学术界提供高品位的精典、权威图书，是商务为自己确定的回报社会的责任。很多学术水平很高的图书，曲高和寡，虽然经济上亏本，但对于学术界有研究参考价值，商务就引进出版。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莫里斯的《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读者面很小，但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派的代表作，商务仍引进了该书的版权。这种服务学界的做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向海外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汉语语言知识，介绍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水平方面，商务也积极认真地开展工作。《现代汉语词典》这部精典词书已经在韩国、日本、新加坡出版；《新华字典》有香港、日本版；《实用汉语课本》也出版了日本版。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写的《应用汉语词典》刚刚面世，就已经与新加坡怡学出版社洽谈了新加坡版的出版项目，日本、台湾地区等出版机构也纷纷前来洽谈版权。这些重要汉语语言工具书海外版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海外汉语教学和学习，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一些学术著作在海外出版，对介绍我国当今的学术研究水平有一定的意义。如《汉语儿音韵史》、《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等。
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第一家现代意义上的出版社，成立之初，就注重对外交流与合作。如汉译名著在解放前就已经享誉学界了。
改革开放以来，商务印书馆在对外合作中始终坚持强强联合，引进精品图书的原则。
80年代初，商务就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了《精选英汉汉英词典》，现在这一词典已成为畅销书了。当时我国还未参加《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但商务已经注意到知识产权问题了。就这本词典，英方希望获得一定的回报，于是商务采取了向英方提供一些书芯的办法，供英方加上封皮在海外发行，作为一种补偿。虽然当时不能以外汇支付给对方，但牛津表示满意。此后，商务印书馆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又成功地引进了《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这一词典的出版，在一定时期内填补了国内同类词典的空白。出版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发行量逐年上升。
通过真诚的、互利的合作，合作伙伴之间也建立了良好的信任的合作关系。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高阶词典》的第三版、第四版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牛津高阶词典》配套的《牛津初阶词典》也已由商务出版，《牛津中阶词典》也即将面世。后来商务与朗文出版公司成功地合作出版了《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词典》。与美国蓝登出版社、日本的小学馆、法国的拉鲁斯、德国的贝塔斯曼、朗根舍特出版社等之间的合作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强强联合，同著名出版社合作还可以从中学到国外著名出版社的运作经验和工作方法。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问题，国外出版机构的经验和教训对我们是有借鉴意义的。不仅编辑部的同志，从事版权工作的同志也得到了很大锻炼，吸收了国外出版机构版权贸易的经验，深入了解了版权贸易的重要性及版权贸易的方法。可以说商务印书馆很早（在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之前）就已经开始用国际惯例进行版权贸易了。
引进精品图书是商务印书馆版权贸易中坚持的另一个重要原则，这也是商务精品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务一直以出版高品位的学术著作享誉学界。为学术界提供高品位的精典、权威图书，是商务为自己确定的回报社会的责任。很多学术水平很高的图书，曲高和寡，虽然经济上亏本，但对于学术界有研究参考价值，商务就引进出版。如诺贝尔奖获得者莫里斯的《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读者面很小，但作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派的代表作，商务仍引进了该书的版权。这种服务学界的做法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好评。
向海外介绍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汉语语言知识，介绍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水平方面，商务也积极认真地开展工作。《现代汉语词典》这部精典词书已经在韩国、日本、新加坡出版；《新华字典》有香港、日本版；《实用汉语课本》也出版了日本版。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编写的《应用汉语词典》刚刚面世，就已经与新加坡怡学出版社洽谈了新加坡版的出版项目，日本、台湾地区等出版机构也纷纷前来洽谈版权。这些重要汉语语言工具书海外版的出版，有力地推动了海外汉语教学和学习，扩大了中国文化的影响。一些学术著作在海外出版，对介绍我国当今的学术研究水平有一定的意义。如《汉语儿音韵史》、《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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